在中国面积最大的沙地科尔沁沙地，每年开春后，风沙防治工作者便忙碌起来。

这些穿着朴素、皮肤黝黑、身材健硕的风沙工作者是中国科学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的科研人员。在当地群众眼里，他们和地道的农民没两样，下得了地，挨得了饿，受得了晒，吃得了苦，为恢复退化沙地，长期坚守在人迹罕至的沙地腹地。

今年54岁的赵学勇是该研究院的研究员，也是中国万千风沙防治工作者中的普通一员。

经过治理，赵学勇身处的这块土地已满眼绿色，不再是流沙。张文静摄

科尔沁沙地是中国北方典型的生态脆弱区，也是中国生态安全屏障建设的关键区和生态治理的重点区域。早些年，受过度放牧等日益频繁的人类活动影响，科尔沁沙地植被严重退化、干旱频繁发生，水土流失严重。

2011年起至2014年，在科尔沁沙地已工作了30年的赵学勇带领团队，利用国家重大基础研发计划课题，再一次将12.9万平方公里的科尔沁沙地作为主战场，在大量监测研究和数据积累基础上，先后研发、示范并推广了包括水分高效利用技术、植被稳定性恢复技术及土壤生物结皮快速生成技术等在内的多项沙区退化土地持续恢复技术。

在水资源短缺情况下，实现退化植被恢复重建的水资源高效利用是科尔沁沙地恢复的关键途径。“而造林密度和物种选择直接关系到水资源的高效利用，更决定着沙地能否快速恢复。”赵学勇说，由于干旱、造林密度过大等问题，1999年至2003年，科尔沁沙地死亡的杨柳树等就达165万株。

一直以来，人工林的建造密度都有统一标准，如每亩地种植的株数是95到105株，但赵学勇及团队根据野外调查和实验测定等科学依据，提出科尔沁沙地的造林密度应为每亩不超过35株，且最适宜物种为榆树和小叶杨。这一结论得到了国家和地方林业部门的认可，被半干旱区沙地广泛采纳。

团队成员、中科院西北研究院研究员左小安介绍，通过沙地高效用水的植被恢复与重建技术应用，科尔沁沙地目前雨水可利用率提高至40%-50%，土壤保水率提高了20%-40%，林木成活率提高了40%-50%。

目前，赵学勇团队在科尔沁沙地修复退化土地达6万余亩，试验示范各类技术总面积达8.5万亩，推广应用48万亩，累计新增产值4500余万元。

如今，走进科尔沁沙地东部的内蒙古通辽市奈曼旗尧勒甸子村等曾遭受风沙肆虐侵袭的村落，很难再找到流动沙丘。

赵学勇带领团队人员在内蒙古奈曼旗建立了农田试验场，这里曾经是一片荒凉的沙地。张文静摄

赵学勇团队研发的技术不仅适用于科尔沁沙地，而且可以在甘肃、陕西等地广泛应用。“接下来，要加大推广，因地制宜改良技术，使这项技术更好地服务全国，走向世界。”团队成员、甘肃省治沙研究所研究员马全林透露。

作为荒漠化土地面积占国土面积27%、人口却占世界总人口20%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一直在寻求与沙漠的共生之道。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开始引进和创新研发各种沙漠与沙漠化治理技术、沙地资源利用技术等，扭转了肆无忌惮的“沙进人退”局面，逐步将荒漠变成绿洲，实现“人进沙退”。但随着人类活动影响和气候变化加剧，曾经治理好的土地面临再度退化的风险。

为持续改善生态环境，中国科学家从未停下探索风沙防治“法宝”的脚步。

赵学勇的同事们、中科院西北研究院研究员李新荣、屈建军等长期奋战在风沙防治一线。他们在遭受中国第四大沙漠腾格里沙漠侵袭的宁夏中卫市、在中国沙尘重要源区之一的甘肃敦煌市，研发了大量先进的风沙防治技术。

中国曾经单一的荒漠化防治模式已“华丽转身”，形成生物措施与工程措施等相结合的风沙综合防护体系。这些技术成果从“象牙塔”走进中国政府部门的决策库里，也走向了世界，在蒙古国、埃及、突尼斯等国推广应用。

马全林所在的甘肃省治沙研究所已代表中国政府为发展中国家举办了40多期沙漠治理国际培训班，为100多个国家的上千名学员进行了培训。该研究所还在尼日利亚、尼日尔、埃及、毛里塔尼亚建立了荒漠化防治与沙产业示范推广基地，开展治沙技术示范和推广。

“中国的风沙防治技术改变了沙进人退，正朝着人沙和谐共处的方向迈进。中国经验正成为国际典范。”赵学勇说。